本文从民俗协商和主体性建构的角度出发，以在京流动家政女工为例，通过田野参与观察与女性主体生命故事讲述，呈现在城市进入私人家庭内从事家务性劳动的流动家政女工在不同的场域之下的微观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和主动性协商，梳理其生活逻辑，进一步思考这些日常实践、具体而微的民俗协商和自我认同的建构如何成为她们建构主体性和权益的重要途径，如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自我空间和资源。这既能回应民俗学研究的生活之学，感受民俗学和对于身体、性别的日渐关注，也是试图搭建一个基于现实的纵深施展空间，观察不同场域下冲突困惑与调适，进一步探讨流动家政女工的都市生活实践及主体建构。 绪论从田野经历出发阐述研究缘起和田野思路的脉络走向，表明本研究的学术意义及现实意义，交代田野点和田野方法，在民俗学转向及家政女工研究等方面对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和综述，从而搭建起全文的理论脉络和支撑。 第一章力求细致地展示出家政女工在雇主家庭中的动态互动协商过程，以及在家政服务的过程中与雇主的相处模式。家政服务不仅牵涉到日常生活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互动与协商，更也是一种“关系性的工作”。在家庭的日常实践中，双方的权力博弈随不同的情境不断变化，也呈现出流动的态势。 第二章主要考察家政女工在身体劳作的空间场域之外构建起的多重的社会关联和互动，既有为了获取工作信息和资源的与中介的关系，还有家政公司和社会性的社工组织中结识更多异乡的姐妹，也与原有家庭在经济和情感上紧密勾连，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家政女工往往采取不同的交往策略，彰显着自己的主体能动性，从而施展出信息资源共享的能力、闲暇时光的掌控力和主体自我认同感。将其行为逻辑放置在具体的关系之中去理解，也能还原出丰富立体的多重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勾勒一个较为完整的生活世界图景及其变迁。 第三章集中探讨家政女工的主体性建构，从农村家中的妇职、母职中离开，这些妇女的角色和责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可能会发生重大转变，她们原有的习以为常的照料为家庭带来收入，这可能会导致重新协商他们的自我意识和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改变了农村女性的认同、身份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她们的归属感和在社会中的位置，获得新的主体性。她们在雇主家庭中习得不同于传统经验的现代科学知识，从而可以掌握更多的生活技能，例如健康饮食知识、家庭卫生知识等，这些技能可以帮助她们更好地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家庭。在城市中学习到的经验和观念也反过来吸收、实践到自己的家庭中。然而主体性是有限的，尽管通过努力和城市的见识她们可以获得一定的主体性，但由于一系列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的影响，照料工作的价值仍然被贬低，劳动的性别分工也依然存在。即使获得经济收入回报家庭，家务劳动依然是没有尽头的，照料依然是义不容辞的指责。 结论综述全文，对于流动家政女工在家务劳动中的身体民俗协商和主体认知给出整体性的思考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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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民俗协商和主体性建构的角度出发，以在京流动家政女工为例，通过田野参与观察与女性主体生命故事讲述，呈现在城市进入私人家庭内从事家务性劳动的流动家政女工在不同的场域之下的微观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和主动性协商，梳理其生活逻辑，进一步思考这些日常实践、具体而微的民俗协商和自我认同的建构如何成为她们建构主体性和权益的重要途径，如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自我空间和资源。这既能回应民俗学研究的生活之学，感受民俗学和对于身体、性别的日渐关注，也是试图搭建一个基于现实的纵深施展空间，观察不同场域下冲突困惑与调适，进一步探讨流动家政女工的都市生活实践及主体建构。
绪论从田野经历出发阐述研究缘起和田野思路的脉络走向，表明本研究的学术意义及现实意义，交代田野点和田野方法，在民俗学转向及家政女工研究等方面对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和综述，从而搭建起全文的理论脉络和支撑。
第一章力求细致地展示出家政女工在雇主家庭中的动态互动协商过程，以及在家政服务的过程中与雇主的相处模式。家政服务不仅牵涉到日常生活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互动与协商，更也是一种“关系性的工作”。在家庭的日常实践中，双方的权力博弈随不同的情境不断变化，也呈现出流动的态势。
第二章主要考察家政女工在身体劳作的空间场域之外构建起的多重的社会关联和互动，既有为了获取工作信息和资源的与中介的关系，还有家政公司和社会性的社工组织中结识更多异乡的姐妹，也与原有家庭在经济和情感上紧密勾连，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家政女工往往采取不同的交往策略，彰显着自己的主体能动性，从而施展出信息资源共享的能力、闲暇时光的掌控力和主体自我认同感。将其行为逻辑放置在具体的关系之中去理解，也能还原出丰富立体的多重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勾勒一个较为完整的生活世界图景及其变迁。
第三章集中探讨家政女工的主体性建构，从农村家中的妇职、母职中离开，这些妇女的角色和责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可能会发生重大转变，她们原有的习以为常的照料为家庭带来收入，这可能会导致重新协商他们的自我意识和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改变了农村女性的认同、身份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她们的归属感和在社会中的位置，获得新的主体性。她们在雇主家庭中习得不同于传统经验的现代科学知识，从而可以掌握更多的生活技能，例如健康饮食知识、家庭卫生知识等，这些技能可以帮助她们更好地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家庭。在城市中学习到的经验和观念也反过来吸收、实践到自己的家庭中。然而主体性是有限的，尽管通过努力和城市的见识她们可以获得一定的主体性，但由于一系列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的影响，照料工作的价值仍然被贬低，劳动的性别分工也依然存在。即使获得经济收入回报家庭，家务劳动依然是没有尽头的，照料依然是义不容辞的指责。
结论综述全文，对于流动家政女工在家务劳动中的身体民俗协商和主体认知给出整体性的思考和总结。